古代人群对自我与他者的认识是近年来古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古代希腊人较早形成了自我认同，并与地中海世界的其他人群有着长期而密切的联系。在此过程中，希腊人产生了异族意识，并逐渐以「蛮族」（βάρβαρος）一词称呼自身之外的所有人群。本书将此意识称为「蛮族观念」。「希腊人—蛮族」问题在古希腊，特别是古典时代长期占据重要地位。古希腊的重要史著，如希罗多德的《历史》等，都以其为记述对象，即便是主要描述希腊人内部事务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希腊史》等，也不可避免地论及希腊人对蛮族的认识，而在希腊人与异族交往密切且文化融合深刻的希腊化时代，希腊人的蛮族观念也未彻底消失。蛮族观念不仅在希腊历史上影响深远，也对当时及后世的周边其他人群之民族观念产生了影响，如罗马人在希腊人的影响下，也产生了「蛮族」的意识。与希腊类似，在中国先秦时期，华夏共同体也处于形成与发展之中，特别是在西周政权建立后，华夏认同感逐渐加深。而先秦时期的华夏与异族关系错综复杂，在春秋时期，双方的对立尤其尖锐，这在《左传》等文献中多有反映，在自我与他者的对立中，华夏赋予自身之外的人群以「夷狄」等称号，认为他们与自身不同，并予以歧视；不过，冲突与对立并非华夏与夷狄关系的全部内容，双方的界限也并非始终泾渭分明，相反存在相互转化的可能。对华夷之间复杂关系的认识，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华夷之辨」，它不仅在先秦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对后世中国的民族关系、民族观念乃至政治版图有深刻影响。
由于古代希腊的蛮族观念和先秦的夷狄观念在历史上受到重视，且有重要影响，学术界对两个问题均较为关注，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对二者的分别研究已有相当丰硕的成果。同时，我们注意到，古代希腊人和华夏在区别自身与异族，以及建构他者形象的过程中，有一定的类似之处，如他们均将自身之外的所有人群视为某种共同体，并赋予其一定的负面特征。此外，在二者区分自我与异族时，血缘、文化及政治等因素均发挥着影响。不过，希腊人和华夏在识别自我与异族，以及塑造异族形象之时，又表现出各自不同的阶段性扬弃特征。二者之间的同与异，使得两种异族观念具备了比较的可能性。而此比较有助于深入认识古代希腊与中国的民族关系、民族观念及民族政策之异同，也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古代中西文明发展的特点，特别是古代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独特地位。
对两类异族观念的分别研究，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做了相当多的工作。
古代希腊人已经注意到自身和异族的区别。而在近现代的研究中，早在 20 世纪早期，已有学者对希腊人的自我认同、他者观念等问题展开探讨，1此时研究对象与方法尚较为传统。约翰·迈耶的《谁是希腊人》一书较为重要，该书认识到，古希腊历史上并未有过稳定的「希腊人」这一群体，「希腊人」处在不断形成与发展中。不过，该书仍主要从体质、地理等方面展开研究，此外，迈耶对有关希腊民族形成的神话深信不疑。2
对希腊人自我认同和他者观念研究的突破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进展尤为巨大。究其原因，除了其他学科的发展，尤其是人类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促进了族群（民族）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进步，为希腊民族史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手段之外，该问题趋热也与时代背景相关：一方面，近现代以来，在西方政治、经济优势下形成的「西方中心论」日益受到挑战，一些学者认为「西方中心论」以及对东方歧视观念的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故有必要对希腊人与蛮族的关系及希腊人的蛮族观念做出梳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该书汉译本定名为《东方学》）就是代表之一。3另一方面，「冷战」后期至今，一些地区如非洲、东欧等地民族冲突始终未停息，乃至爆发大规模战争，这也引发了学界对民族研究的兴趣，在探讨当代民族关系的同时，一些学者将目光转向了古代民族问题研究，被视为西方文明源头——希腊的民族关系、民族观念自然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
在「二战」后的讨论中，摩米里亚诺的《外族的智慧：希腊化的局限》涉及了希腊人的蛮族观念。摩米里亚诺重视文化在希腊人和蛮族区分中的作用，他从希腊化时代希腊与蛮族文化的相互影响等出发，探讨古希腊人的蛮族观念，特别注意到希腊化时代希腊人思想的复杂性：一方面希腊人将外族人的思想理想化，但另一方面希腊人仍然轻视蛮族的语言，导致对蛮族了解不足。4
20 世纪 80 年代最有影响的著作是法国学者阿尔托格的《希罗多德的镜子》与英国学者埃迪森·豪尔的《创造蛮族》。阿尔托格受到列维·斯特劳斯学派的影响，对《历史》中的西徐亚人等形象展开讨论。他并不认为希罗多德对蛮族文化真的有兴趣，蛮族对希腊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如同一面镜子以他者强化希腊人的认同。5埃迪森·豪尔的《创造蛮族——悲剧中的希腊人自我认同》一书则从希腊文学作品，特别是悲剧入手，探讨古希腊世界对蛮族形象建构过程的变化。豪尔关注文学作品与现实中希腊人蛮族观念的联系，她从「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等作品入手，进而分析了古风时代、古典时代包括传说、诗歌、戏剧等作品中蛮族形象的变化，结合时代特征分析变化的原因。6尽管两本专著反映出其作者不同的学术背景与研究思路，但均是古希腊蛮族观念研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并由此引发学术界对希腊人观念中蛮族形象建构之研究的重视。
在阿尔托格、埃迪森·豪尔等人的带动下，有关希腊民族问题的研究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进一步升温。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专著是美国学者乔纳森·豪尔的《古希腊的族群认同》以及《希腊性：民族性与文化之间》。乔纳森·豪尔受安东尼·史密斯的人类学研究启发，将「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等概念引入研究之中，其关注点也与阿尔托格等人不同，乔纳森·豪尔更关注希腊人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其研究对本书的意义在于，他将希腊人认同的形成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认同被称为 「内聚型」模式，主要通过内部凝聚以形成认同；而在第二阶段，即「对立型」认同模式中，希腊人通过与蛮族的对立强化自我认同意识，此阶段中，文化对凝聚希腊人、构成希腊人与蛮族的影响超过了血缘的作用。7这突出了蛮族观念在希腊历史中的作用，也体现了他对文化因素在希腊人自我认同与蛮族观念中地位的认识。
除乔纳森·豪尔之外，尚有一些学者围绕希腊人的自我认同与蛮族观念问题展开讨论，其中，仅以Greek and Barbarians命名的论文集与专著就有多部。8这些研究成果中既有宏观性的认识，也有细致的个案研究，学者们一方面继续对相关方法论和理论问题展开探讨；另一方面，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涉及古典时代之前、古典时代，乃至希腊化时代的较长时期，探讨的问题也较广泛，包括：古希腊人自我认同和蛮族观念的产生时期、蛮族形象的建构、希波战争与希腊人的蛮族观念之关系、希腊人与蛮族识别中的影响因素、希腊艺术作品中的蛮族形象等。这些研究展现出以下重要特征：首先，学者们继承摩米里亚诺等学者的传统，尤为重视文化在古希腊的蛮族观念中之影响，不少学者强调，文化在希腊人与蛮族对立中所起到的作用超过了血缘。第二，学者们希望在更大的视野中研究希腊人的自我认同与蛮族观念，特别是近十年来，更多学者开始关注地中海世界民族观念的整体性，尝试将希腊人的自我认同和蛮族观念研究放在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大背景下进行讨论。9第三，新材料得到更多运用。除利用传统的文献材料外，钱币、雕塑、陶画、出土遗迹等新材料也得到学者们的重视，这不仅仅丰富了研究渠道，也标志着对蛮族观念的研究对象有了新的认识。尽管这些材料在民族观念研究中的有效性还可以讨论，但不少学者已重视其价值，并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10
除西方学者的研究之外，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也日益重视希腊人自我认同与蛮族观念问题，徐晓旭在研究希腊人自我认同的同时，也涉及希腊化时代、罗马时代的蛮族观念，并对国内外的研究情况做了较清晰的述评；黄洋则对古希腊人观念中的东方意识展开了探讨。此外，黄洋与晏绍祥所编著的《希腊史研究入门》一书中，有专节介绍中西学术界对古希腊民族（族群）问题的研究情况。11
在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与民族观念的研究中，20 世纪 30 年代到 50 年代，王桐龄、吕思勉、吕振羽、傅斯年、徐旭生等人对民族关系史做出详细描述和细致整理，这为后来的民族史研究奠定了基础，由于当时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已经在中国出现，并有重大进展，因此部分研究也借鉴了考古学、文字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12在先秦民族史的研究著作中，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以及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影响重大。《夷夏东西说》将中国的三代及三代之前的历史视为两大系统并存的格局，东系由商、夷组成，而西系则由夏、周构成，两大集团相互对峙，并在对峙中不断发展。该文提出的「夷夏东西说」在现代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而《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则主要依据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提出在传说时代中国具有东夷、华夏、苗蛮三大集团，并对三大集团的代表人物做了研究，与古史辨派提出的疑古思潮有重大不同。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有关的研究著作仍不断问世，这其中既包括翁独健、王钟翰等先生主编的民族通史，如翁先生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王先生的《中国民族史》，也包括先秦民族关系、民族观念研究的专史，早期有田继周的《先秦民族史》，近年来又有曾文芳的《夏商周民族思想与政策研究》等。这些著作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先秦时期的民族分布、不同人群的历史沿革、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华夏统治者所采取的民族政策等。13它们对梳理先秦的民族关系，更深入地研究先秦时期的民族观念较有意义。但不可否认，个别研究中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在资料选择上，仍以对传统文献的运用为主，有些过于深信后世描述的传说时代的文献，而对考古报告等资料则重视不足，导致部分问题的研究未能将传说和历史做出有效区分；在问题的选择上，则侧重于民族发展史和民族关系史方面，且重视民族识别中的客观标准，这与当前民族研究的趋向也有所不同。
为解决这一问题，近年来的研究中，学者们一方面更重视考古成果。一些学者通过考古材料，研究三代时期的人口流动与民族认同。有部分学者，如韩建业，将早期中国文化圈的形成时间置于商代及其以前，并试图从考古资料中分析其形成过程以及其对后世的影响。14另一方面，对先秦民族研究的视野也在扩展，近十余年来，一些学者在西方理论和方法影响下，重新分析传统文献，对中国古代的民族认同等问题予以思考，他们将民族（族群）看作是具有共同历史记忆和认同感的人群。台湾学者王明珂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中，分析了周、吴等国祖先之自我与他者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历程，特别注重历史记忆在民族（族群）形成中的意义。而在《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一书中，他使用了「英雄祖先历史心性」这一概念解释中华民族，尤其是炎黄祖先观念的形成过程。15除了上述研究之外，近年来发表的文章与出版的专著中，先秦时期各学派特别是儒家思想家的民族观念、「华夷之辨」之含义等同样是学术界较为关注的问题，有不少相关的研究论著问世，此处不再赘述。
除了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之外，对相关资料的整理作为基础性工作也受到重视。一方面，传统文献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族史的资料。潘光旦先生所著的《中国民族史料汇编》对先秦文献中有关民族关系、民族观念的资料做了搜集整理。16另一方面，出土资料中，与夷狄相关的材料同样受到重视，陈秉新等人所编的《出土夷族史料辑考》，对卜辞、铭文等资料中与东夷等人群有关的资料做了汇编。17
在古希腊人的蛮族观念以及先秦华夏的夷狄观念中，有一些关键性问题的讨论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