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的蛮族观念、先秦的夷狄观念历史悠久，变化复杂。本书仅就目前掌握的材料，对两种观念之部分特征作较粗略的分析，并就二者的特点作初步比较。
从「荷马社会」到古风时代，希腊人的蛮族观念始终存在，其表现形式随着希腊人与蛮族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在「荷马史诗」中，「蛮族」一词仅表示对卡里亚人语言的歧视，而希波战争之后，「蛮族」一词成为所有异族人的统称，它以波斯为原型，是希腊人的对立面，具有多种负面特征。在希腊化时代，随着各民族间交流的深入，希腊人与蛮族关系有一定缓和，但希腊人与蛮族的对立以及歧视蛮族的意识并未彻底消失；同时，蛮族观念在各希腊化王国以及爱琴地区的希腊城邦中的表现也有所差异。在区别希腊人与蛮族的因素中，血缘、文化、政治三者在历史上发挥着各自不同的作用，并有所变化。其中，文化因素的作用日益重要，特别是在古典时代到希腊化时代，文化成为希腊人区别自我与蛮族的最重要因素，以致出现了在血缘上本不属于希腊人的「文化希腊人」，而在观念中，血缘对形成希腊认同的作用在「荷马史诗」中也有所体现，在古典时代和希腊化时代，其影响虽不如文化因素，但在希腊人观念中，它对族属识别始终发挥着作用。而希腊人不同城邦、希腊人与异族政治利益的差异，刺激了希腊人蛮族观念的形成与发展，甚至个体对政治利益的不同考量也会影响希腊人对血缘、文化在民族识别中作用的认识；到希腊化时代，希腊人与蛮族的对立中，更渗透了统治与被统治的政治关系。因此，三种因素历史上相互影响，且均影响了希腊人与蛮族的区分。而在希腊人对周边世界的认识中，同时存在以城邦等为基础的「各别主义」、认同希腊人的「泛希腊主义」以及将全人类均视为同一个城邦之公民的「世界主义」，且均与希腊人的蛮族观念存在联系。尽管蛮族观念的对立面是希腊人的自我认同，但「各别主义」不仅能够与「泛希腊主义」并存，同时能够对蛮族观念产生影响；「世界主义」虽然有助于消除希腊人与蛮族的对立，但存在于斯多葛学派的观念中，在现实中影响有限，因此它并未能超越希腊人和蛮族的对立。同时，与周边的民族观念相对比，希腊人的蛮族观念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先秦时期华夏的夷狄观念同样处于发展之中，且与华夏的自我认同观念紧密联系。在夏、商时期，姒姓、子姓等部族分别构成了当时华夏的主体，他们最初依靠血缘建立起内部的联系；但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以夏王、商王作为天下共主，具备一定的权威性，其他部族围绕共主，通过通婚、联姻等手段建立起政治联系，而在此共同体之外的人往往成为夏、商政权所征服的对象，通常被视为异族，受到一定的歧视。由于夏、商时期的政治统治以实力为基础，并不具有稳定性，人群的界限尚比较模糊。西周时期，华夏和夷狄观念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有了重要发展。周统治者依靠天命观，通过宗法、分封制度与前代贵族和盟友建立了新的联合体，由于其统治有理论依据，又以制度作为保证，使得华夏在内涵扩大的同时，也更为稳定。而此时处于华夏之外的人被视为夷狄，他们由于地位较低而受到明显歧视。不过，在华夷界限更加明晰的同时，华夏也有向夷狄扩张的欲望和行动。春秋战国时期是夷狄观念的完善时期。华夏脱胎于西周时期形成的周政治共同体，而处于共同体外的人群则被统称为夷狄，并被构建为与自身对立的负面形象。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西周时期政治认同基础上产生的华夏礼乐文明，此时成为华夏与夷狄的最主要区别，其中蕴含了华夏对夷狄道德属性的歧视。然而，由于礼乐文明可以通过后天获得，华夏和夷狄的转化成为可能。华夏承认夷狄可因为学习「礼」而进于华夏，也反对华夏因丧失「礼」而退入夷狄。同时，现实的政治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对族属的判断。华夏之外的夷狄，尽管依照其发展水平可被分为两大类，但他们均被华夏视为不同于己的人群。而这些所谓的夷狄在与华夏的交往过程中，不少逐渐融入华夏之中并被华夏所接受，其间政治因素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文化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缺乏文化一致性的认同是难以存在的。此外，在华夏观念中除了华夏认同之外，同样存在对不同层次共同体的认识，既有对城邦等共同体的认同，也存在对天下的认识，且三者能够有机的结合，促进了华夏和其他民族的融合。
比较两种异族观念，二者都存在将自身之外的其他人群统称为蛮族或夷狄并予以歧视的现象。不过，古代中国的华夷之别形成于政治认同基础之上，西周到春秋时期，政治基础上形成的共有文化成为华夏和夷狄最重要的区别，而血缘则影响有限。这与希腊人和蛮族区分中，文化、政治均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但血缘从未彻底丧失影响有明显不同。这一点可能与华夏、希腊人不同的民族情况、政治状况相关联，也造成了希腊人和蛮族的融合较难打破，而华夏和夷狄却存在相互融合的现象。同时，也对希腊和中国后来的政治走向具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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